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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凡:农村社会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反思

2019-01-07 17:31

  作者简介:樊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一些与“农村社会结构和特征”“农村社会组织”“小农化(去小农化)”“农村留守人口问题”“村民自治问题”“乡村教育问题”等有关的文献进行“再田野化”的调查和反思性研究。一、问题的提出一般来说,农村社会学是研究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关系、农村社会发展及农村社会建设的社会学分支学科。三、农村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经由对部分研究成果进行“再田野化”调查和反思性研究,笔者发现,现有农村社会学研究至少存在如下几个值得注意的反常现象。然而,当把农村社会学研究仅仅视为一种研究行为时,农村社会学研究的意义就会发生变化:其受益者从农村社会主体变成了从事农村社会学研究的人,其服务对象转变成研究者。

  关键词:农村社会;社会学研究;研究成果;学术;研究对象;话题;实践;调查;留守;反思

  一方面,由常识和事实出发,能够促使形成“合作诠释”的局面。这可以破解由学科分化和专业细化带来的形形色色的“柏林墙”,这些具有学科性和专业性的“柏林墙”使研究者难以对研究对象进行“合作诠释”。“合作诠释”意在表明,为了给研究对象做出妥适而饱满的诠释,需要避免研究者单独以单一学科和专业为知识背景展开诠释,而是需要将不同学科和不同专业的研究者凝聚起来。这种“合作诠释”的路径不仅需要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而且需要在相互学习与合作的基础上扭转不同学科和专业之间隔阂与对立的局面(迈克尔·桑德尔等,2016)。也许可以将“合作诠释”称为“去专业化的诠释学进路”。

  另一方面,由常识和事实出发,能够提升研究的效率和品质。在很多专业期刊上不难发现,一些晦涩难解的文章虽然使用了大量数学公式和模型,但是,所得出的结论却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常识。这是在故弄玄虚,有些文章甚至得出了不科学、显失公正的结论。然而,为人们无法怀疑的东西去寻找证据,是毫无意义可言的(理查德·波斯纳,2005)。这些研究成果试图借助大量缺乏通俗性话语特质的数学符号、公式和模型来展现它们的“科学性”。也许单独的数学符号、公式和模型符合科学的要求,但是,将它们生硬地套用在农村社会学研究中并无多少“科学性”可言。虽然田野调查是农村社会学研究中具有支配性的方法,但是,部分基于田野调查资料展开的农村社会学研究依然有些脱离历史和实际,部分研究者更是热衷于埋头使用模型,讲整合、讲回归,用间接变量代替思考(Solow,1985)。

  例如,在对农村社会的诠释中,有一些观念认为,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有根本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仅是行政地理学意义上的,更存在于诸种文明层面,例如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等。在这些诠释的背后,隐藏着以一种“博物馆心理”来看待中国农村社会事物的普遍现象。在这种心理的诱导下,研究者不仅常常“以己度人”,而且诠释对象“被不断简化,好的可能说得更好,坏的可能说得更坏。有美化,也有丑化”(李零,2016a),而这只是为了建构研究者自己想要看到的图景。如此这般的诠释其实是存在偏见和误判的。从目前来看,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存在境况的改变,农村与城市的差别也许更多只是集中在政治地理学层面;随着户籍制度改革以及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这种差别也会慢慢消失;即使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在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方面仍然存在诸多差别,但是,这些差别也并不会带来本质上的不同。可以说,无论农村与城市在过去和当下有着多么大的差别(况且这些差别更多是人为刻意的结果而远非永不可变),相较于固守城乡之别,让农村社会主体过上现代文明生活才更重要⑥。换言之,在研究中,需要把农村社会“放进更大的时间尺度中去理解,要用一视同仁的人类眼光”(李零,2016b)来看待它的历史和变迁。

  再例如,在对一些经由农村社会学研究而产生或得到使用的极具影响力的词语(例如“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以及“留守儿童”“留守妇女”“草根组织”“乡村混混”等)进行反思性研究发现,这些词语在一定意义上对农村社会内部成员进行了刻意区分,在这些区分的背后,表现出“符号暴力”的面相。“符号暴力”指的是那些存在于“名”与“实”之间的,单向的、简单的、专断的权力关系,主要表现为“名”对“实”的支配、定义以及“实”对“名”的沉默。这些“符号暴力”其实亦是一种看不见的、沉默的软暴力,它们是“通过一种既是认识,又是误识的行为完成的”(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1998)。已有研究(例如Barr et al.,2015)表明,一些“符号”会加深其所识别和定义的群体的心理压力和困扰。虽然这些“符号”能表述“部分事实”,但是,相对于全部事实来说,这些表述过于简单和武断。对农村社会学研究来说,对术语的使用和表述应更谨慎一些,最起码的要求是,不能给研究对象带来负担和伤害。毕竟对研究者而言,研究对象只是研究对象;但是,在旁人和研究对象自身看来,他们是值得并且需要得到研究者善意对待和尊重的生命。

  此外,在农村社会学研究领域,甚至还出现一些“以驻村和研究时间长短论英雄”的奇怪现象,似乎谁的驻村和研究时间越长,谁就对农村社会的诠释更妥适。这实在有些武断。虽然研究者不仅应该而且必须深入农村社会去做研究,但是,仅有驻村和研究经历是不够的,因为在这种驻村经历和驻村研究基础上提炼出的实践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及宏观概念,不仅要获得被实践检验的机会,而且要能够成功地经得起实践检验(黄宗智,2005)。为了对农村社会某些现象和观念、历史经验和实践智慧进行妥适诠释,有必要对农村社会进行全方位了解。而要实现全方位了解,驻村和研究时间也许只是必要条件之一而非充分条件。在一定意义上而言,对农村社会是否有全方位的了解在根本上取决于这些了解能否经得起农村社会实践的检验,而不取决于驻村和研究时间的长短;否则,就是舍本取末、舍意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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